也需法律對于某些人還是太寬容了!

案件由來—兇殘的少年兇殺案

1994年4月14日，日本山口縣發(fā)生了一起駭人聽聞的兇殺案。當天晚上7點，23歲的本村洋像往常一樣下班回家，卻發(fā)現(xiàn)家里大門沒有鎖。進門之后，本村洋看到家里一片凌亂，也不見妻子本村彌生和女兒本村夕夏的蹤影。不安的本村洋到處尋找妻女的蹤跡，最后在放棉被的柜子里發(fā)現(xiàn)了妻子半裸而且已經(jīng)變僵硬的尸體。本村洋馬上報警，警察抵達之后，在柜子最上層發(fā)現(xiàn)用塑料袋包著的當時只有11個月大的本村夕夏的尸體。

1994年4月18日，警方逮捕了剛滿18周歲零1個月的犯罪嫌疑人福田孝行。根據(jù)福田孝行的供述，他于4月14日下午2點左右喬裝成排水管檢查工人，按門鈴進入被害人家中，目的就是強奸被害人。在強奸過程中，由于遭到被害人的激烈反抗，福田孝行用手掐住了被害人的脖子。而后在被害人窒息死后，福田孝行又用事先準備好的繩子將被害人雙手捆綁，并在口鼻處粘上膠帶，對死去的被害人進行奸尸。案發(fā)時，11個月大的本村夕夏一直在媽媽的身邊哭泣不止，于是，福田孝行將其拋往別處，可是嬰兒還是掙扎著邊哭邊向死去的母親遺體爬去。獸性大發(fā)的福田孝行害怕嬰兒的哭聲引起鄰居的注意而壞了他的“好事”，于是將哭鬧不止的夕夏從母親遺體旁拉開，重摔數(shù)次之后，再用繩索勒死。

司法審判—未成年人保護制度下的一審

福田孝行

案發(fā)時，福田孝行尚不滿20周歲，按照日本當時的法律屬于未成年人。當時日本的法律制度與今天我們的未成年人刑事制度類似，對未成年人也不適用死刑，一審法院經(jīng)審理后，判處福田孝行無期徒刑。按照當時日本未成年人司法制度，未成年罪犯有很多減刑機會，如果表現(xiàn)良好就可以獲得減刑，因此，對于獲無期徒刑的少年犯來說，其大概意味著需要在監(jiān)獄服刑七八年就可以出獄。

這起兇殺案從法律角度講并不復(fù)雜，一審法院的判決也是合理合法，無期徒刑的判決幾乎是板上釘釘?shù)氖铝?。但是，在案件審理過程中，保護未成年人的一些司法程序卻觸發(fā)了民眾的憤怒。例如，法院不許本村洋抱著妻女的遺照出庭，認為會影響加害少年的心理跟情緒(法庭原話);被告人福田孝行僅在庭審中對被害人家屬鞠躬并說了句“真是對不起，我做了無法寬恕的事情”。法庭就認定被告人“已經(jīng)有悔改之意”。

輿論風波—一審判決后的民意表現(xiàn)

一審判決后，民眾對法院展開了猛烈的批評，認為司法對未成年人過于寬縱，對受害者及家屬的保護明顯不夠。根據(jù)民意來源，大致可以將其歸為三類，即受害人家屬、檢方和社會大眾。

作為受害人家屬的本村洋，對一審判決失望透頂。他專門召開新聞發(fā)布會，對一審判決進行抨擊，“我對司法很絕望，原來司法保護的是加害人的權(quán)益，司法重視的是加害人的人權(quán)，被害者的人權(quán)在哪里?被害人家屬的權(quán)利在哪里?如果司法判決就是這樣，那還不如現(xiàn)在就把犯人放出來好了，我會親手殺了他。”

幫福田孝行辯護的律師團

檢察官對于一審判決也充滿抵觸情緒，同樣認為懲罰過輕。借用檢察官吉田的原話講：“如果司法對這樣的人無法作出嚴重的懲戒，那還要司法做什么?我絕對不認同這樣的審判結(jié)果!一旦你屈服這樣的審判結(jié)果，以后這個案子就會成為法官審判的基準，我絕對不容許!”

社會大眾對案件的批評可以分為兩個層面：一是時任總理的小渕惠三對未成年人司法制度進行了反思，他認為，法律對無辜受害者的救濟跟保障顯然不夠，并開始推動刑事司法制度改革;二是來自民間的反對聲音，認為未成年人保護制度對未成年罪犯過于縱容，要求予以嚴懲，許多民眾以實際行動支持本村洋上訴到底，在本村洋上訴至高院期間，4000多名日本民眾自發(fā)聚集到廣島高等法院，為本村洋加油鼓勁。

劇情反轉(zhuǎn)—艱難曲折的上訴之路

檢察官不服一審判決，案件上訴至廣島高等法院。2002年3月14日，廣島高等法院駁回了檢察官要求判處福田孝行死刑的控訴。判決理由是：罪犯當時剛滿18周歲零1個月，思想尚未成熟，未來還有無限的可能性，不能斷定犯人完全沒有改過自新的可能，所以駁回檢方死刑控訴，維持無期徒刑判決。

曾經(jīng)幸福的一家人

本村洋先生拿著妻女遺照準備出庭的情景

案件至此似乎已經(jīng)沒有反轉(zhuǎn)的可能性了，但是檢察官卻不放棄。當?shù)弥锓父Ｌ镄⑿性讵z中曾經(jīng)寄出過幾封信件給外面的友人時，檢察官便挨家挨戶走訪，終于探訪到信件的收件人，在征得收件人同意后，取得了福田孝行的親筆書信。福田孝行在信中的言論令世人震驚，他在信中對其罪行的描述為“不過是一只公狗走在路上，碰巧遇到一只可愛的母狗，公狗自然而然地就騎上去了……這樣也有罪嗎?這世界終究是由惡人獲勝的。七八年之后，等我出獄，你們要舉辦盛大的party歡迎我啊!”信中福田孝行對其罪行不僅沒有絲毫悔改之意，反而充滿了對被害人及其家屬的侮辱以及對司法的藐視，這無疑是對當初司法機關(guān)認為其“未來還有無限的可能性”的一種嘲諷。

至此，案件迎來了轉(zhuǎn)機。檢察官將信件交給了廣島高等法院，并再次要求判處福田孝行死刑。在檢察官的堅持下，2008年，廣島高等法院撤銷原判，改判福田孝行死刑。2012年2月20日，日本最高法院維持了廣島高等法院的死刑判決。至此，歷時18年的福田孝行殺人案在民眾的不斷抗議與檢察官的一再堅持下，最終以處死福田孝行謝幕，福田孝行得到了法律應(yīng)有的懲罰。

案件余波—福田孝行案帶來的幾個改變

1.福田孝行的自我救贖

當?shù)弥佬膛袥Q即將來臨之時，福田孝行才意識到自己所犯罪行的嚴重性，并開始認真反省自己的錯誤，在獄中不斷給被害人家屬寫信，誠心表達自己的懺悔，希望能得到被害人家屬的原諒以減輕對他的懲罰。這莫不是一種極大的諷刺，當初寬大的判決就是希望其能改過自新，重新做人，但卻未能奏效，反而是死刑判決的到來才使他猛然醒悟，開始自我救贖，可惜為時已晚。

2.日本刑事司法制度的改變

因福田孝行案，日本社會開始關(guān)注刑事司法案件中受害人及其家屬的權(quán)利，這其中包括時任總理的小渕惠三。在小渕惠三的積極推動下，《犯罪被害者保護法》《改正刑事訴訟法》《改正檢查審查會法》三個法案在日本國會獲得全票通過。原來只能在旁聽席上旁聽的被害者及其家屬，以后可以在法庭上陳述自己的意見了，像本村洋一樣的被害者家屬的聲音開始被司法正視。

3.日本少年刑事制度的改變

福田孝行案改變了日本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，成為日本判決未成年人死刑第一案，開創(chuàng)了未成年人適用死刑的先河。福田孝行案無論是在日本國內(nèi)還是在世界未成年人司法史上都是一個新的開端。它為世界未成年人司法審判實踐提供了一種借鑒，促使人們開始反思，寄希望于寬大的刑罰是否能促使未成年罪犯真正悔過自新，尤其是對待窮兇極惡之徒。

三重拷問—對我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反思

1.未成年人保護制度是保護青少年還是縱容犯罪

面對愈演愈烈的青少年犯罪，未成年保護制度成為嚴懲兇手的一道障礙，導(dǎo)致社會的對立情緒愈演愈烈。被害人及其親屬將無處發(fā)泄的不滿情緒轉(zhuǎn)嫁給司法機關(guān)，甚至是司法制度本身，極大地消耗了原本就岌岌可危的司法公信力。尤其是近年來，面對日益殘暴的惡性校園暴力事件，未成年人保護制度成為眾矢之的。部分群眾、政協(xié)委員、人大代表公開呼吁修改刑法，強烈要求降低刑事犯罪年齡并對殘暴行兇的少年罪犯處以死刑，以平復(fù)受害人家屬以及民眾的不滿情緒。這些呼吁之聲雖然帶有強烈的感情色彩，但并非毫無道理。從未成年人保護制度實施的實際效果來看，一些看似人性化的措施其實并未達到制度設(shè)立時的初衷，反而使行兇者變得更加肆無忌憚，手段變得越來越血腥、殘暴，甚至是毫無人性。

當然，死刑作為最嚴厲的懲罰制度，需要慎之又慎，尤其是在對未成年人適用死刑上。但是慎刑并不意味著偏袒縱容，如果寬大的刑罰無法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，那么也許只有嚴刑才能平衡社會各方利益，維護社會秩序。因為，只有當自己的生命面臨死刑威脅的時候，人們才會慎重考慮犯罪的代價，才知道尊重他人的生命。

2.未成年人權(quán)益保護與受害者權(quán)益保護何者優(yōu)先

刑法之目的在于懲罰犯罪，保護公民不受非法侵害。從這個角度講，刑法首先應(yīng)當是懲處行兇者。反觀目前我國許多未成年人刑事審判制度，似乎將未成年被告人權(quán)利的保護放在了司法審判的中心位置，對犯罪行為的懲罰反而位居其次。例如，不斷增加的各種從輕量刑情節(jié)(如未成年人犯罪前的一貫表現(xiàn)，家庭教育狀況等)已經(jīng)從實體法層面將未成年人保護制度變成了簡單的輕刑主義。一些輿論宣傳將未成年罪犯打造成值得同情的失足少年，似乎他們才是最應(yīng)該保護的人。

誠然，未成年人相較于成年人，在心智方面確實有不成熟之處，需要特殊保護，但是必須要認清保護并不等于輕罰。對未成年人的保護應(yīng)當將重心放在事前的預(yù)防犯罪以及事后的感化教育上，如果簡單地將未成人保護理解為從輕判決，那是對未成年人保護制度的嚴重曲解。試想，對一個窮兇極惡而又不知悔改的少年從輕處罰，不僅不能引導(dǎo)其改過自新，反而是一種對社會極度不負責任的表現(xiàn)。

3.對少年犯的從輕處罰是否應(yīng)當區(qū)分重罪與輕罪

對未成年罪犯從輕處罰之適用應(yīng)當有所區(qū)分，不宜籠統(tǒng)從輕處罰。對傳統(tǒng)型的、暴力性犯罪，如果犯罪手段極度惡劣、殘忍，已經(jīng)超出了一般人的容忍度，那么就不宜適用從輕處罰之規(guī)定。

理由有三個方面，一是從犯罪年齡來看，達到犯罪年齡的青少年對傳統(tǒng)型的、暴力性犯罪(如故意殺人、強奸、搶劫等)，具有完全的認知能力和控制能力。二是作為對社會民意的回應(yīng)，在普遍要求嚴懲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氛圍下，刑事法律制度也應(yīng)當作出適當調(diào)整，以適應(yīng)未成年人心智發(fā)展的低齡化與暴力犯罪低齡化的外部環(huán)境。2017年10月1日生效的我國《民法總則》，已經(jīng)將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的年齡下限降低到8歲，這充分說明未成年人的心智成熟已經(jīng)日趨低齡化，刑事司法制度也需要與時俱進，以適應(yīng)社會發(fā)展對刑事司法制度提出的要求。三是對未成年人暴力型罪犯處以重罰已成為國際趨勢。比如，美國自1994年以來，已有43個州修訂了少年法，對未成年人犯罪處以與成年人犯罪同樣的處罰。其中，德克薩斯州議會甚至準備將死刑年齡降為11歲，密歇根州已經(jīng)出現(xiàn)將槍殺鄰居的11歲兒童處以無期徒刑的案例。2017年9月5日，韓國14萬人爆發(fā)游行，強烈要求廢除少年法，嚴懲校園施暴者。

結(jié)語

“教育為主、懲罰為輔”是未成年人刑事審判的重要原則，也是保護未成人權(quán)益制度在刑事審判中的體現(xiàn)。該原則強調(diào)的“教育為主”，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懲罰手段并不重要。教育是目的，懲罰是手段，目的和手段相輔相成、缺一不可，沒有了懲罰的手段，教育的目的又何從實現(xiàn)?而且，在刑事審判中，必須要搞清楚教育與輕罰之間的關(guān)系，輕罰不能代替教育，更不能作為條件來換取未成年罪犯的改過自新，而是要以教育的結(jié)果作為輕罰的基礎(chǔ)，只有認真悔悟的人才能給以輕罰，如此才能引導(dǎo)少年犯積極反省、重新做人。

關(guān)鍵詞： 福田孝行殺人案 犯罪低齡化